语出清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：“作词之法，首贵沉郁，沉则不浮，郁则不薄。”认为“沉郁之外，更无以为词”。“所谓沉郁者，意在笔先，神馀言外。写怨夫思妇之怀，寓孽子孤臣之感。凡交情之冷淡，身世之飘零，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。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，欲露不露，反复缠绵，终不许一语道破。匪独体格之高，亦见性情之厚。”(卷一)从言与意、情与物、隐与露、情性与体格关系阐述沉郁的内涵。

陈廷焯继承并发扬了常州词派将词溯源风骚，推尊词体的一贯做法，故他的“沉郁”说亦以风骚为源：“顾沉郁未易强求，不根柢于《风》《骚》，乌能沉郁？ 十三国变风，二十五篇《楚辞》，忠厚之至，亦沉郁之至，词之源也。不究心于此，率尔操觚，乌有是处？”故陈廷焯明确指出，他的“沉郁”说，乃“温厚以为体，沉郁以为用”。“温厚”即传统诗教之“温柔敦厚”：“温谓颜色温润，柔谓情性和柔。《诗》依违讽谏，不指切事情，故云温柔敦厚是《诗》教也。”(唐孔颖达《经解篇》)陈氏的“温厚以为体”，一指词人所表达的道德情性的平和忠厚，“发乎情止乎礼义”，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，合度中节，浑厚和雅，不叫嚣不发露不激烈。一指词体的宛转蕴藉有馀意、有馀味。顿挫抑扬中乎节，宛转缠绵合乎情：“作词贵于悲郁中见忠厚，悲怨而激烈，其人非穷则夭。”(卷四)“词则以温厚和平为本，而措语即以沉郁顿挫为正。”(卷八)陈氏极尊宋末词人王沂孙，即因为“碧山词，性情和厚，学力精深，怨慕幽思，本诸忠厚，而运以顿挫之姿，沉郁之笔，论其词品，已臻绝顶。”(卷二)表明“沉郁”说是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和政教美刺的寄托为参照指导，对词之婉约蕴藉本色进行扬弃、规范与确认的结果。

陈氏还认为，他的“沉郁”说不指某种风格，它超越“婉约”“豪放”的传统风格界说，而意指词的最高情感境界，具有词之本体的意味：“诚能本诸忠厚，而出以沉郁，豪放亦可，婉约亦可；否则豪放嫌其粗鲁，婉约又病其纤弱矣。”陈廷焯将传统诗论用于词学批评，又能顾及词的本色和特点，是常州派富于理论性和系统性的词学理论。但因其以政治道德为本体的艺术他律论本质，一味追求词的政教兴亡寄托，不免穿凿之嫌，而其尊忠厚和雅，贬激烈发露，亦不免陷入传统诗教的樊篱。